凌晨三点，当城市沉入最深的睡眠，我关掉了配送车的发动机，将工作牌轻轻放在副驾驶座上。车窗外，霓虹灯在空荡的街道上投下孤独的光影。这是我作为城市配送员的第327天，也是最后一夜。
三个月前，我的体重还是165斤，如今站在快递站那面斑驳的镜子前，只剩125斤的轮廓。这不是健身的成果，而是城市配送服务在我身上刻下的印记——早餐在方向盘上解决，午餐在等红灯时匆匆扒几口，晚餐往往拖到夜里十点后。配送单上的时间限制像无形的鞭子，抽打着我在城市血管般的道路间穿梭。
变化不止在体重秤上。妻子上周小心翼翼地说：“你最近好像很容易发火。”我才惊觉，那个曾经耐心帮邻居老太太搬家具的自己，现在会因为配送地址不详细而对着手机低吼，会因为电梯故障耽误几分钟而焦躁地捶打墙壁。城市配送的每一分钟都被量化成成本，而我的脾气成了最先被挤压变形的部分。
记忆最深的是暴雨那天。订单系统显示‘加急’的红字闪烁不停，后车厢里堆着生日蛋糕、医院急用药和无数‘今日必达’的包裹。雨水模糊了挡风玻璃，导航在立交桥上不断提示‘重新规划路线’。当我把最后一个包裹送到24小时便利店时，已是凌晨两点半，收件人早已关机。坐在淌水的车厢里，我第一次问自己：这座城市的夜晚，究竟需要多少这样的奔跑？
城市配送运输服务编织着一张精密的时间网，我们既是织网人，也是被网住的飞蛾。每单配送费扣除油费、车辆损耗后，真正落入口袋的数目，常让我在加油站前犹豫该加200元还是150元。而那些‘配送超时’的投诉，就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——这个月，我已经收到三次警告，再有一次就会被扣掉整月奖金。
决定离开的那个黄昏，我正堵在晚高峰的高架桥上。后视镜里，夕阳把堆积如山的包裹染成金黄，电台播放着某位企业家谈论‘物流改变城市生活’。我突然想起老家院子里那棵枇杷树，想起可以慢慢吃完一顿饭的时光。手机这时响起新订单提示音，系统自动接单的机械女声在车厢里回荡。
凌晨三点零五分，我步行穿过熟悉又陌生的街道。24小时药店亮着灯，代驾司机在路边刷手机，和我一样的夜行者们仍在城市角落里流动。远处传来货车的引擎声——又一批包裹正在抵达，又一批配送员即将开始他们的奔跑。
背包里除了几件衣物，还有那本写满配送笔记的本子：王阿姨的包裹要放物业左边第三格，李老师周六上午不在家，软件园C栋的后门比前门近300米……这些用汗水绘制的城市地图，如今将成为记忆里的标本。
天色微亮时，我买了一张最早班的城际大巴票。车窗外的城市渐渐苏醒，外卖骑手开始穿梭在晨雾中，快递车正在各个小区门口卸货。这个庞大的配送网络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开而停滞，就像城市永远不会记住每个奔跑者的名字。
大巴驶出收费站那一刻，我关掉了手机上八个配送相关的APP。屏幕暗下去的瞬间，映出一张消瘦但平静的脸。三个月瘦掉的40斤，或许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找回；那些在配送路上被磨损的耐心与温柔，也许能在慢下来的生活里重新生长。
城市配送改变了现代生活的形状，而我的逃离，只是想找回生活本该有的重量。
